阿根廷（Argentina）：从安第斯山脚、潘帕斯草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阿根廷以移民、探戈、足球和文化自信闻名；它也不断在原住民被抹去、国家暴力、经济震荡与“不准忘记”的公共记忆之间重写自己。 文化的钥匙：mate · sobremesa · viveza criolla · memoria。 地理与历史、这地的教会、影像与文学、为这地祷告——普遍恩典的美好与堕落的裂痕，都去看见。
从安第斯山脚、潘帕斯草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阿根廷以移民、探戈、足球和文化自信闻名；它也不断在原住民被抹去、国家暴力、经济震荡与“不准忘记”的公共记忆之间重写自己。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南部，西面沿安第斯山脉与智利接壤，北邻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东北接巴西、乌拉圭，东临南大西洋。北部有亚热带森林与大查科，中央潘帕斯草原是农业和人口核心，西部库约以干旱山地、葡萄酒和矿业著称，南部巴塔哥尼亚延伸到风大、寒冷而地广人稀的草原、冰川与海岸。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仍影响国家记忆。
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会及中部走廊，联邦国家却由 23 省和自治首都组成。西班牙语最广泛使用，瓜拉尼语、克丘亚语、马普切语、科姆语等原住民语言及意大利语影响、犹太与阿拉伯移民传统共同塑造语言景观。阿根廷常被叙述成“欧洲人在南美的国家”，这既反映大规模移民，也遮住原住民族、非洲裔人口和邻国移民。从草原出口繁荣到锂矿与页岩能源，地理从来不是空旷资源，而是有人居住、劳动和主张权利的地方。
西班牙殖民前，今日阿根廷境内有马普切、瓜拉尼、科姆、维奇、迪亚吉塔、科梅钦贡、塞尔克南等众多社会；西北部分地区曾进入印加网络，潘帕斯草原与巴塔哥尼亚也有复杂贸易、迁徙与政治。16 世纪起西班牙从安第斯和大西洋方向建立城市，征收劳役与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因港口、走私和牲畜经济上升。1810 年五月革命开启自治，1816 年宣布独立；此后联邦派、中央派与地方强人长期争夺国家结构。
19 世纪后半中央国家巩固，铁路、牛肉、小麦和欧洲资本推动出口繁荣。政府鼓励数百万欧洲移民，公共教育与城市文化扩展；与此同时“征服荒漠”等军事行动杀害、驱逐和俘虏原住民，把土地转给国家与大地主。把阿根廷称作纯粹白人移民国家，正是这段国家工程的成果。**一个国家若只记得英雄与胜利，就会让失踪者再次从公共语言中消失。**这句话也适用于更早被官方史删去的人。
20 世纪初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成长，激进公民联盟推动选举政治。1930 年军方政变开启反复中断民主的时代。胡安·庇隆（Juan Perón）1946 年执政，以劳工权利、工业化、福利和群众政治建立庇隆主义；伊娃·庇隆（Eva Perón）成为社会正义象征，也伴随个人崇拜、媒体控制与激烈反对。1955 年军方推翻庇隆，此后军政府、民选政府、左翼与右翼暴力不断升级。
1976–1983 年军事独裁发动“国家重组进程”，绑架、酷刑、杀害和强迫失踪数千人，婴儿身份也被偷换。人权组织，尤其五月广场母亲与祖母，坚持公开寻找家人。1982 年马尔维纳斯战争失败加速军政府终结，1983 年民主恢复。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政府推动军政府审判，后来赦免与有罪不罚政策又遭长期抗争；2000 年代审判重新展开，记忆、真相与正义成为公共承诺。
民主延续至今，却经历 1989 恶性通胀、1990 年代私有化与失业、2001 债务和社会危机，以及反复通胀与货币贬值。农业、能源、锂矿、知识产业和文化创造带来机会，贫困、地区差距与政策剧烈摆动则不断消耗家庭。阿根廷政治不能只用庇隆主义／反庇隆主义二分解释；真正的民主也不只是不再政变，而是让经济危机中的人、原住民族和国家暴力受害者都能进入共同决定。
西班牙殖民把罗马天主教带入拉普拉塔与西北地区。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修会建立堂区、学校与传教区；耶稣会在瓜拉尼社群中形成聚居传教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教育和地方组织，也仍属于殖民改宗、劳动与父权秩序，不能只写成和谐乌托邦。国家扩张时期，教会人员有人为原住民辩护，也有机构参与或祝福“文明化”工程。
19 世纪移民带来意大利、西班牙天主教徒，也带来英国圣公会、苏格兰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信义宗、门诺会、东正教及庞大犹太社群；来自奥斯曼领土的叙利亚、黎巴嫩移民又丰富宗教版图。1853 宪法保障信仰自由，同时给予联邦政府支持天主教的特殊关系。教育、婚姻与国家权力上的教会—自由派冲突长期存在。
20 世纪天主教与庇隆主义时而合作、时而冲突。1976–1983 独裁期间，部分主教和神职人员对失踪、酷刑保持沉默，个别人甚至与镇压机构合作；另有恩里克·安赫莱利（Enrique Angelelli）主教、修女、神父和平信徒陪伴穷人、记录暴力并因此被杀或失踪。教会若只纪念勇敢者而不承认制度性沉默，就会再次伤害受害者。恢复民主后，关于档案、责任、失踪婴儿与军方牧灵体系的追问仍持续。
福音派尤其五旬节教会自 20 世纪后半增长，在城市边缘、移民社区、戒瘾与家庭支持中建立网络；本地领袖和敬拜形式使新教不再只是移民小教堂。与此同时，领袖个人化、财务不透明、繁荣信息和政党动员也带来风险。天主教内部的基层社区、贫民区牧者和社会牧灵持续参与贫困与人权议题；原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豪尔赫·贝尔格里奥于 2013 至 2025 年担任教宗方济各，使全球目光重新投向阿根廷教会。
阿根廷人口普查不询问宗教，不能把抽样调查当全国精确名册。社会世俗化、宗教多元和政治极化同时存在。**教会公共见证的试金石，不是能否在国家仪式中拥有席位，而是当任何政府伤害人时，是否愿意保存姓名、打开档案、保护受害者并拒绝用“和解”催人遗忘。**中国大陆教会可从此学习：爱国与顺服不能取消良心，反对国家暴力也不能把另一阵营的暴力合理化；真相、审判、怜悯和修复需要一起被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