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Argentina）：從安第斯山腳、潘帕斯草原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阿根廷以移民、探戈、足球和文化自信聞名；它也不斷在原住民被抹去、國家暴力、經濟震盪與“不準忘記”的公共記憶之間重寫自己。 文化的鑰匙：mate · sobremesa · viveza criolla · memoria。 地理與歷史、這地的教會、影像與文學、為這地禱告——普遍恩典的美好與墮落的裂痕，都去看見。
從安第斯山腳、潘帕斯草原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阿根廷以移民、探戈、足球和文化自信聞名；它也不斷在原住民被抹去、國家暴力、經濟震盪與“不準忘記”的公共記憶之間重寫自己。
阿根廷位於南美洲南部，西面沿安第斯山脈與智利接壤，北鄰玻利維亞和巴拉圭，東北接巴西、烏拉圭，東臨南大西洋。北部有亞熱帶森林與大查科，中央潘帕斯草原是農業和人口核心，西部庫約以乾旱山地、葡萄酒和礦業著稱，南部巴塔哥尼亞延伸到風大、寒冷而地廣人稀的草原、冰川與海岸。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的主權爭議仍影響國家記憶。
人口和資源高度集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都會及中部走廊，聯邦國家卻由 23 省和自治首都組成。西班牙語最廣泛使用，瓜拉尼語、克丘亞語、馬普切語、科姆語等原住民語言及意大利語影響、猶太與阿拉伯移民傳統共同塑造語言景觀。阿根廷常被敘述成“歐洲人在南美的國家”，這既反映大規模移民，也遮住原住民族、非洲裔人口和鄰國移民。從草原出口繁榮到鋰礦與頁巖能源，地理從來不是空曠資源，而是有人居住、勞動和主張權利的地方。
西班牙殖民前，今日阿根廷境內有馬普切、瓜拉尼、科姆、維奇、迪亞吉塔、科梅欽貢、塞爾克南等眾多社會；西北部分地區曾進入印加網絡，潘帕斯草原與巴塔哥尼亞也有複雜貿易、遷徙與政治。16 世紀起西班牙從安第斯和大西洋方向建立城市，徵收勞役與土地，布宜諾斯艾利斯後來因港口、走私和牲畜經濟上升。1810 年五月革命開啟自治，1816 年宣佈獨立；此後聯邦派、中央派與地方強人長期爭奪國家結構。
19 世紀後半中央國家鞏固，鐵路、牛肉、小麥和歐洲資本推動出口繁榮。政府鼓勵數百萬歐洲移民，公共教育與城市文化擴展；與此同時“征服荒漠”等軍事行動殺害、驅逐和俘虜原住民，把土地轉給國家與大地主。把阿根廷稱作純粹白人移民國家，正是這段國家工程的成果。**一個國家若只記得英雄與勝利，就會讓失蹤者再次從公共語言中消失。**這句話也適用於更早被官方史刪去的人。
20 世紀初工人運動、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成長，激進公民聯盟推動選舉政治。1930 年軍方政變開啟反覆中斷民主的時代。胡安·庇隆（Juan Perón）1946 年執政，以勞工權利、工業化、福利和群眾政治建立庇隆主義；伊娃·庇隆（Eva Perón）成為社會正義象徵，也伴隨個人崇拜、媒體控制與激烈反對。1955 年軍方推翻庇隆，此後軍政府、民選政府、左翼與右翼暴力不斷升級。
1976–1983 年軍事獨裁發動“國家重組進程”，綁架、酷刑、殺害和強迫失蹤數千人，嬰兒身份也被偷換。人權組織，尤其五月廣場母親與祖母，堅持公開尋找家人。1982 年馬爾維納斯戰爭失敗加速軍政府終結，1983 年民主恢復。勞爾·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政府推動軍政府審判，後來赦免與有罪不罰政策又遭長期抗爭；2000 年代審判重新展開，記憶、真相與正義成為公共承諾。
民主延續至今，卻經歷 1989 惡性通脹、1990 年代私有化與失業、2001 債務和社會危機，以及反覆通脹與貨幣貶值。農業、能源、鋰礦、知識產業和文化創造帶來機會，貧困、地區差距與政策劇烈擺動則不斷消耗家庭。阿根廷政治不能只用庇隆主義／反庇隆主義二分解釋；真正的民主也不只是不再政變，而是讓經濟危機中的人、原住民族和國家暴力受害者都能進入共同決定。
西班牙殖民把羅馬天主教帶入拉普拉塔與西北地區。方濟各會、多明我會、耶穌會等修會建立堂區、學校與傳教區；耶穌會在瓜拉尼社群中形成聚居傳教區，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教育和地方組織，也仍屬於殖民改宗、勞動與父權秩序，不能只寫成和諧烏托邦。國家擴張時期，教會人員有人為原住民辯護，也有機構參與或祝福“文明化”工程。
19 世紀移民帶來意大利、西班牙天主教徒，也帶來英國聖公會、蘇格蘭長老會、衛理公會、浸信會、信義宗、門諾會、東正教及龐大猶太社群；來自奧斯曼領土的敘利亞、黎巴嫩移民又豐富宗教版圖。1853 憲法保障信仰自由，同時給予聯邦政府支持天主教的特殊關係。教育、婚姻與國家權力上的教會—自由派衝突長期存在。
20 世紀天主教與庇隆主義時而合作、時而衝突。1976–1983 獨裁期間，部分主教和神職人員對失蹤、酷刑保持沉默，個別人甚至與鎮壓機構合作；另有恩里克·安赫萊利（Enrique Angelelli）主教、修女、神父和平信徒陪伴窮人、記錄暴力並因此被殺或失蹤。教會若只紀念勇敢者而不承認制度性沉默，就會再次傷害受害者。恢復民主後，關於檔案、責任、失蹤嬰兒與軍方牧靈體系的追問仍持續。
福音派尤其五旬節教會自 20 世紀後半增長，在城市邊緣、移民社區、戒癮與家庭支持中建立網絡；本地領袖和敬拜形式使新教不再只是移民小教堂。與此同時，領袖個人化、財務不透明、繁榮信息和政黨動員也帶來風險。天主教內部的基層社區、貧民區牧者和社會牧靈持續參與貧困與人權議題；原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主教豪爾赫·貝爾格里奧於 2013 至 2025 年擔任教宗方濟各，使全球目光重新投向阿根廷教會。
阿根廷人口普查不詢問宗教，不能把抽樣調查當全國精確名冊。社會世俗化、宗教多元和政治極化同時存在。**教會公共見證的試金石，不是能否在國家儀式中擁有席位，而是當任何政府傷害人時，是否願意保存姓名、打開檔案、保護受害者並拒絕用“和解”催人遺忘。**中國大陸教會可從此學習：愛國與順服不能取消良心，反對國家暴力也不能把另一陣營的暴力合理化；真相、審判、憐憫和修復需要一起被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