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Cambodia）：柬埔寨不只屬於吳哥與紅色高棉：湄公河、洞裡薩湖、稻田、寺院、Cham 社群、城市青年和一代代倖存者，正在記憶之外繼續生活。 文化的鑰匙：សំពះ · បងប្អូន · បុណ្យ · ក្រែងចិត្ត。 地理與歷史、這地的教會、影像與文學、為這地禱告——普遍恩典的美好與墮落的裂痕，都去看見。
柬埔寨不只屬於吳哥與紅色高棉：湄公河、洞裡薩湖、稻田、寺院、Cham 社群、城市青年和一代代倖存者，正在記憶之外繼續生活。
柬埔寨位於中南半島，西北與泰國相接，北鄰老撾，東及東南接越南，西南臨泰國灣。湄公河穿過金邊，洞裡薩湖隨季風漲落，雨季時河水倒灌擴大湖面，旱季再回流；這套“會呼吸的水系”支撐稻作、漁業、遷徙與飲食，也受水壩、採砂、過度捕撈和氣候變化影響。中央平原人口密集，豆蔻山脈和東北高地則有不同生態與 Indigenous communities。
金邊集中國家機構、成衣業、建築和大量年輕移民；暹粒連接吳哥遺產與旅遊經濟，西哈努克市因港口、地產和外資快速重塑。Khmer 是官方語言，Cham、Bunong、Kreung、Jarai、越南語、華語等也在社區使用。把柬埔寨看成一座古蹟，會看不見維持旅遊的清潔工、被開發擠壓的村莊、湖上家庭與從鄉村進廠的年輕女性；遺產若不讓活著的人有土地和聲音，就只是漂亮背景。
湄公河下游很早便有農業、貿易與多語社群。公元初期的扶南、真臘與區域海陸網絡留下印度宗教、王權和本地傳統交融的痕跡。9 至 15 世紀的 Angkor 王國修建龐大水利與寺廟體系，統治範圍和影響不斷變化；它既是建築成就，也建立在稅役、勞工和王權競爭上。吳哥政治中心衰落後，王國在暹羅與越南勢力之間調整，首都逐漸南移，柬埔寨並未因此“消失”。
法國於 1863 年建立保護國，後來把柬埔寨納入法屬印度支那。殖民行政重塑土地、稅收和教育，也參與修復並定義吳哥，把遺產轉化為帝國知識與旅遊象徵。二戰與日本佔領後，西哈努克推動談判，柬埔寨於 1953 年獨立。其政權在冷戰中維持中立，卻限制反對派；越南戰爭外溢、美國轟炸、農村不滿和 1970 年 Lon Nol 政變使戰爭擴大。
紅色高棉於 1975 年奪取金邊，強迫城市人口遷往農村，廢除貨幣與許多社會機構，以勞動營、飢餓、處決和清洗造成大規模死亡；Cham Muslim、佛教僧侶、越南裔及被歸類為敵人的群體遭特別打擊。1979 年越南軍隊與柬埔寨反對力量推翻 Democratic Kampuchea，但戰爭、國際孤立和不同武裝對峙延續多年。死亡總數常以約 170 萬至 200 萬表述，具體估算方法不同，不能把一個數字當作每個家庭的完整記憶。
1991 年《巴黎和平協定》開啟聯合國過渡與選舉，王國於 1993 年恢復。此後長期執政帶來基礎設施和經濟增長，也伴隨反對空間、媒體、土地徵收與司法獨立爭議。成衣、建築、旅遊和海外勞工改變家庭收入，女性承擔工廠與匯款壓力；Khmer Rouge 法庭完成部分審判，卻無法替代地方記憶、失蹤者辨認和代際療愈。柬埔寨不是一座停在 1979 年的紀念館；尊重倖存者，也意味著關心今天的工資、土地、青年表達和誰有權講述過去。
基督教在柬埔寨的早期可見記錄多與 16 世紀以後葡萄牙、西班牙及法國天主教人員有關，群體規模長期很小。19 世紀法國保護國時期，天主教機構建立堂區、學校和慈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與殖民權力同處。20 世紀 20 年代以後，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等新教宣教士參與 Khmer 聖經翻譯、佈道與教會建立；本地傳道人和家庭使信仰不只停留在外僑機構。
獨立與戰爭時期，Khmer、Cham、越南裔和外籍基督徒處境各不相同。1975 年紅色高棉掌權後，公開宗教生活遭摧毀，佛教、伊斯蘭與基督教領袖和普通信徒都被殺害、驅散或迫使隱藏身份；幾乎所有教會組織停止運作。倖存基督徒的故事不能只被寫成英雄殉道，也包含恐懼、妥協、沉默和失去家人的漫長哀悼。
1979 年以後宗教空間逐步恢復，1990 年代和平進程和較開放登記使本地及國際教會增長。天主教、福音派、浸信會、Methodist、Pentecostal 及獨立堂會參與教育、孤兒與殘障服務、農村發展和創傷關懷；同時，外來資金、短宣、語言差距與機構競爭也可能讓本地領袖退到翻譯和執行位置。把貧窮家庭、兒童或戰後創傷當作“容易接受福音”的對象，會重複強者利用脆弱的邏輯。
今日柬埔寨教會規模仍小，城市青年堂會、農村家庭教會、越南語和少數民族社群之間差異很大。教會需要處理財務透明、兒童保護、成功神學、宗派合作及與佛教、穆斯林鄰舍的長期關係。中國大陸教會若與柬埔寨同行，應從平等合作、專業培訓和無條件社區服務開始，不拍孤兒營銷照，不把短期決志當成果，也不公開小群體位置。記憶事工應由倖存者決定節奏，福音見證則以誠實、耐心和不控制人為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