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Mexico）：玉米田、超級都市、聖母像與失蹤者尋親隊伍同在一個國家——墨西哥不是死亡美學的佈景，而是許多人一邊記得、一邊繼續生活的家。 文化的鑰匙：mestizaje · compadrazgo · sobremesa · ni modo。 地理與歷史、這地的教會、影像與文學、為這地禱告——普遍恩典的美好與墮落的裂痕，都去看見。
玉米田、超級都市、聖母像與失蹤者尋親隊伍同在一個國家——墨西哥不是死亡美學的佈景，而是許多人一邊記得、一邊繼續生活的家。
墨西哥北接美國，南連危地馬拉和伯利茲，西面太平洋，東面墨西哥灣與加勒比海。兩條馬德雷山脈夾著中央高原，火山帶橫貫中部；北方有沙漠和牧區，南部與尤卡坦半島進入熱帶。地震、颶風、缺水與肥沃火山土共同塑造生活。首都都會區坐在高海拔盆地和古湖床上，現代交通、下沉地基與前西班牙城市遺蹟彼此疊壓。
「墨西哥」也不能只等同中部的 Mexica／阿茲特克歷史。瑪雅、米斯特克、薩波特克、普雷佩查、納瓦、奧託米、拉拉穆裡等眾多民族與語言今天仍在；2020 年普查中，會說原住民語言與自我認同為原住民是兩種不同口徑。美國邊境的工廠、遷移和家庭網絡，恰帕斯與瓦哈卡的自治傳統，坎佩切與尤卡坦的瑪雅世界，都不能由墨西哥城代說。
墨西哥也是遷出、返回、過境與接收移民的國家。數以百萬計家庭橫跨美墨邊境，中美洲和其他地區的人也穿越或留在境內。**地圖上的邊境是一條線，人的親屬、匯款、語言與風險卻經常跨在線兩邊。**認識這片土地，要從高原中央走向北部邊境、南部原住民地區和兩片海岸。
今日墨西哥境內在歐洲人到來前已有多種文明：奧爾梅克、特奧蒂瓦坎、瑪雅、薩波特克、米斯特克、托爾特克、普雷佩查與 Mexica 等在不同時期建立城市、農業、曆法、貿易和政治秩序；它們不是一條由「阿茲特克」代表的單線前史。1519 年科爾特斯進入中部，與反對 Mexica 統治的原住民盟友合作；1521 年特諾奇蒂特蘭陷落。戰爭、天花等疫病與殖民制度造成巨大死亡和社會重組，新西班牙以王權、教會、礦業、莊園和種族等級治理三百年，原住民社群仍不斷適應、訴訟、抵抗並保存語言。
1810 年天主教神父伊達爾戈發出起義號召，獨立戰爭持續十一年，1821 年完成脫離西班牙；新國家卻在帝國、聯邦共和國、地方強人和外來干預間動盪。1836 年得克薩斯脫離，1846–1848 年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失去大片北方領土。19 世紀中葉自由派改革削弱軍隊與天主教會特權、沒收法人土地並確立世俗國家，引發內戰；法國干預又短暫扶立馬克西米連帝國。
波菲里奧·迪亞斯長期統治推動鐵路、礦業和外資，也加劇土地集中與政治壓制。1910 年革命爆發，馬德羅、薩帕塔、比利亞、卡蘭薩等不同力量並非一個統一陣營。1917 年憲法寫入土地、勞工與世俗教育原則，戰鬥和權力重組仍持續多年。1926–1929 年政府反教權措施與天主教武裝抵抗演成基督戰爭，平民、神職人員和戰士都付出代價。
革命後的國家由後來稱作 PRI 的政治體系長期主導，以土地改革、工會組織和國家發展換取穩定，也以控制、舞弊和鎮壓維持權力。1968 年特拉特洛爾科學生屠殺刺破革命國家的正當敘事。1980 年代債務危機後，經濟轉向市場化；1994 年 NAFTA 生效，同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恰帕斯起義，使原住民自治和全球化代價同時進入世界視野。2000 年反對黨首次贏得七十餘年來總統權力，選舉輪替卻沒有自動消除腐敗與不平等。
21 世紀針對販毒組織的軍事化安全政策令許多地區暴力升級，失蹤、勒索、記者遇害與移民風險不能縮寫成「毒梟文化」。家庭尋親者、記者、地方組織和普通社區一直在保存名字、尋找真相。墨西哥一次次用革命重寫國家，卻仍在回答土地、族群與權力究竟屬於誰；不能讓暴力成為它唯一的國際形象，也不能因文化燦爛就把受害者藏起來。
16 世紀的天主教宣教與西班牙征服一同進入。方濟各會、道明會、奧古斯丁會等學習原住民語言、編寫語法、建立學校與醫院，也參與摧毀宗教場所、壓制傳統和重建殖民秩序。原住民並非隻被動接受：他們翻譯、選擇、重釋並在 confraternities、地方聖徒與禮儀中形成自己的基督徒共同體。十字架帶著福音進入，也被帝國舉在前面；後來的教會若只記宣教熱忱，就會漏掉權力怎樣改變人所聽見的福音。
按天主教傳統，1531 年聖母在特佩亞克向 Juan Diego 顯現；瓜達盧佩聖母后來成為跨階層的宗教與國族象徵，獨立運動也使用其旗幟。信徒的敬虔、原住民能動性和後世國家建構應分別看待，不能把傳統簡化成純粹騙局，也不能把對顯現的信仰當作無爭議歷史證據。殖民教會擁有大量土地與特權，同時留下藝術、教育、慈善和地方社會組織。
19 世紀自由派《改革法》國有化教會財產、建立婚姻與登記的民事制度，並推動政教分離。1917 年憲法延續嚴格反教權條款；卡列斯政府強力執行後，1926–1929 年基督戰爭爆發。天主教徒面對真實宗教限制，部分武裝也實施暴力；政府軍同樣鎮壓、處決並迫害。教會記憶若只留下殉道英雄或只留下反動勢力，都不足以面對平民的複雜經驗。1940 年代以後國家與教會形成長期非正式緩和，1992 年法律改革恢復宗教團體法人地位並正式調整關係。
20 世紀後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拉丁美洲主教會議與基層教會群體推動聖經、窮人和社會公義的服事。恰帕斯主教 Samuel Ruiz 支持原住民語言與牧職，並在衝突中調停，也引起教內外爭論。天主教仍佔最大宗教歸屬，福音派、五旬節派和其他基督教群體尤其在南部與原住民地區增長；宗教改變有時帶來自主與新社群，也可能撕裂村落的土地、節慶和公共責任。
今日教會在移民收容所、尋親者隊伍、貧困社區與暴力地區陪伴人，也面對性侵、權力掩蓋、政治結盟和宗教排斥。神職人員、牧者與平信徒也有人因保護移民、揭露犯罪或拒絕向武裝低頭而受威脅、被殺。給華人教會的功課不是把墨西哥當「天主教傳統很重」的對象，而是看見一間古老、多宗派、受傷且仍服事的教會。見證若只爭國家是否尊重宗教，卻不站在失蹤者母親、被剝削工人和過境客旅旁邊，就會重演有十字架卻沒有被釘者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