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的男人们：反思当代中国的韩式基督教
作者：任小鹏 · 原载微信公众号「观念与历史」 · 2026 年 5 月 21 日
转载说明： 本文经授权转载。为适配百宝专栏，正文作排版整理，并对少量明显的事实性表述作校订；核心观点归原作者。
（1973年韩国阅兵式上的朴正熙巨幅图像）
一、两个真实的故事
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它们都发生在加尔文神学院。几年前，我还在加尔文神学院读书。当时有一门名为“保罗宣教之旅”的课程，新约教授带着一群学生远赴土耳其西部，去实地探寻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那是一段高强度的行程，大家每天早出晚归，在短短两周内走完早期基督教数百年的风雨历程。随行团队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同学，她是单身。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但平时几乎没有交集。
在以弗所的废墟遗址旁，夏日的阳光毒辣，同行的人东倒西歪地躲在树荫下避暑，我便和她闲聊了起来。聊着聊着，这位女生突然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你是我入学以来，第一个主动找我交谈的男人。”一时间，气氛陷入了有些微妙的尴尬，毕竟这样的表述显得有些唐突。但我强装镇定，试探性地问她：“神学院里有那么多韩国男生，难道你平时不和他们交流吗？”
听到这句话，她面容悲伤，眼泪夺眶而出。接着，她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告诉我，神学院里的韩国男生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来读神学。在他们眼里，女性读神学是一种越界，因此不仅看不起她，甚至不屑于同她说话。由于英语口语不够流利，加之身处这种隐性的性别排斥中，她在神学院里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时光。
第二个故事关于我的韩国男同学锡安（Zion）。他是一位来自首尔郊区的三十多岁的牧师，性格开朗，我非常喜欢找他聊天。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首尔郊区一间拥有两百多名信徒的教会中服侍，顶头上司是一位六十多岁的主任牧师。我问他平时的工作强度大不大，他笑了笑说：“事情有时候多，有时候也还好。但问题是，在教会里，你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极其忙碌。在办公室里绝对不能发呆或闲聊，尤其是主任牧师推门进来的那一瞬间，你必须立刻进入忙碌状态。”我打趣地问他：“如果赶上那天实在没事做，你怎么演呢？”他一脸严肃地回答：“那也有办法，你可以闭上眼睛，假装自己正在祷告。”
韩国基督教是当今全球教会版图中极具分量的一支。我无意用这两个孤立的故事去对其进行刻板的标签化解构，而是想借此引出几个更深层次的课题：
韩国基督教内部的“极度内卷”与威权文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当代的中国教会又是如何承接这一信仰文化源流？
这种打着属灵旗号的“极卷”与规训文化，是如何悄然嫁接到信仰之上，并深度塑造了今日中国部分城市教会之特质？
二、苦难中的盼望
1992年中韩建交，以此为契机，韩国宣教士进入中国。自此，韩国基督教成为英美之后，深刻影响中国教会发展的新因素。在近现代的全球宣教版图上，朝鲜半岛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场域。
一方面，自明清以来，朝鲜半岛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汉字与科举体制使这片土地长期将北京视为文明的中心，对儒家文化的系统移植构成其文化指南。时至今日，韩国保存的大量古代典籍依旧由汉字写就，倘若绕开中国因素，朝鲜半岛的历史几乎无法被准确解读。
但另一方面，从17世纪开始，朝鲜王朝内部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通过赴北京的燕行使团接触到天主教。他们从在华的西方传教士那里研读神学，引入信仰，并将西方的科学、历法与文化书籍引入半岛。
（首尔明洞大教堂内的壁画：朝鲜儒生学习天主教教理问答）
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国门大开之前，天主教在半岛遭遇了长期的迫害。1866年，法国舰队因法国传教士遇害而发动武装远征；此后，杨花津（今切头山）成为重要处决地之一，许多天主教徒在那里遇害。丙寅迫害延续至大院君1873年下台，遇难总数因史料口径不同而存在争议；到1880年代，朝鲜逐渐开放，西方传教士开始以医疗、教育等方式进入半岛。
（今日首尔汉江边切头山殉道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战败，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日本侵略者的肥肉。从1895年开始，日本逐步确立了对朝鲜的控制，并在1910年正式将其吞并，开启了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在这段屈辱的岁月里，外来的基督教信仰成为朝鲜仁人志士反抗日本殖民、寻求民族独立的精神资源。1909年，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随后被捕并被判处死刑。鲜为人知的是，安重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临终前表达了即便身在天国，仍愿为大韩独立尽力的心志。1919年，半岛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33位《独立宣言》民族代表中，基督徒有16人，占近一半，而当时整个朝鲜半岛基督徒人口比例只有1.5%。在殖民后期，日本强推神道教，强迫朝鲜民众向日本天皇神位下拜，大批基督徒出于信仰坚贞不屈。至此，外来的基督教信仰与朝鲜民族的身份认同、救亡图存实现了结合。
（安重根）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苏联和美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管半岛南北。这一临时性的军事划分，直接导致了后来朝鲜与韩国的分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北方军队突破三八线；装备、训练和火力均居劣势的韩国军队节节败退。随后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美军在仁川登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在战争的苦难与绝望中，韩国基督教迎来了历史性复兴。人在极端的苦难中会生发对上帝的渴求，这种痛楚对于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现代人来说，是极难感同身受的。多年前，我曾参观过首尔的韩国战争纪念馆，馆内对这场战争的还原，不禁让人感叹韩国在近代的苦难命运。
朝鲜战争停战后，满目疮痍的韩国开启了艰难的国家重建。当时的总统李承晚是卫理公会基督徒，也是首位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191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然而，李承晚政权在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中垮台；次年，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推翻第二共和国政府并掌握实权。
朴正熙出身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旧军官，面对极度贫弱的韩国，他确立了“国家主导、经济优先、军事管制”的总体战略。在朴正熙统治的十八年间，整个韩国社会被改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军营。企业加班文化、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体的国家主义逻辑，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为了防范北方的军事威胁，韩国在朴正熙时期进一步强化了1949年已经确立的义务兵役制，服兵役不再仅仅是一项法定义务，更成为了韩国男性的成人礼。**这种全方位的军事化逻辑，开始深深地影响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男性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正是这种高强度的血汗奋斗文化，催生了后来的大宇、三星等世界级财阀，推动人均收入从1961年的82美元增长到1979年的1644美元。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全斗焕、卢泰愚等军人独裁者继承了这一威权衣钵，并残酷镇压了光州等地的民主运动。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前夕，面对浩荡的民间抗争，韩国才逐步开启了民主化转型，并最终在1993年迎来了三十余年军政时代后的首位文官总统金泳三。
三、朴正熙如何塑造韩国基督教？
纵观二战后的韩国现代化史，最深刻的塑造者无疑是朴正熙。
（朴正熙和女儿朴槿惠）
虽然他早已在1979年倒在枪口之下，但他所奠定的社会体制、发展主义逻辑以及威权主义文化，至今仍在韩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盘踞。
朴正熙本人早年并无明确的宗教信仰，晚年则在政治上偏向佛教。然而恰恰在朴正熙铁腕独裁的任内，韩国基督教经历了爆炸性增长，被誉为20世纪亚洲基督教史上的奇迹。1960年，韩国包含天主教在内的基督徒人口比例仅为6%左右，而到了1980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2%，且高度集中于城市精英与中产阶层。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工业化腾飞的韩国，伴随着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这些在城市打拼的异乡客，在教会的团契中找到了归属感。与此同时，面对经济的快速腾飞，人们对财富、成功和阶层跃迁燃起了渴望。这种世俗心理与信仰相结合，催生了极具韩式特色的**“成功神学”**。由赵庸基牧师创办、曾一度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教会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便是这一时期发展主义与灵恩运动联姻的产物。
（首尔汝矣岛纯福音教会）
作为韩国新教绝对中坚的长老会，在冷战铁幕和内部政治博弈的撕扯下，于1959年彻底决裂，分化为两大互不相让的宗派：
**统合派（TongHap，意为“统合”）与合同派（HapDong，意为“联合”）。**前者在神学上相对开放，以首尔的长老会神学大学（PUTS）为大本营；后者则更为保守，以总神大学（Chongshin University）为精神堡垒。这两大派别的裂痕早在日据时代便已埋下，冷战的全面爆发与卡尔·巴特等神学思潮的传入，最终将其推向了不可调和的分裂。
**进入朴正熙时代后，为了应对冷战对抗并用“绝对反共”来维系军事独裁的合法性，基督教保守派受到了政治气候的隐性反哺，在韩国社会中高歌猛进，迅速膨胀为韩国最庞大的宗教保守集团。开放派则相对包容，凭借其国际普世视野与温和的社会改良立场，深度嵌入了韩国的现代精英教育、医疗体系以及后来的民主化浪潮中。**时至今日，在北美的各类改革宗神学院里，我们依然能看到大量这两派的韩国留学生。通常而言，只要稍微聊上几句神学，就能轻易辨别出他们的宗派背景：统合派的学生往往思维开阔且易于对话；而合同派的学生则明显神学保守，但有更大的宣教热情。除了这两大长老会巨头，卫理公会、浸信会和五旬宗等也在20世纪60至80年代迎来了长足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韩国基督教的基本盘。
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经济高歌猛进，被誉为“汉江奇迹”，而其本质上也是朴正熙用国家机器对韩国社会心理进行的重塑。在军事主义和服从文化的交织影响下，忙碌而疲惫的男性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是失语和缺位的。沉默、威严、暴躁却又极其焦虑，构成了那一代韩国男性的普遍人格特质。在扭曲的职场内卷文化中，男性被要求必须像一块坚硬的盾牌，独自扛起全家乃至整个家族实现跨层跃迁的重担，因而情感交流能力弱化。与此同时，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被严重矮化，她们需要在忍耐与顺服中去侍奉丈夫、养育儿女。这种性别与权力结构，在韩国1940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尤为根深蒂固。
时至今日，这种威权文化在韩国虽在年轻一代中已经开始衰退，但在教会的保守建制派内部，朴正熙时代的文化遗产依旧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综观宗教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现象：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旧时代价值观往往会在保守宗教的外衣下找到最安全的避难所。换言之，当社会大步向前时，保守教会群体的观念可能会系统性地落后于时代。然而，保守教会常常会将这种对旧时代文化习惯的迷恋，自我包装为“对正统信仰和传统价值观的誓死捍卫”。
作为一名基督教历史研究者，笔者需要指出：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所谓的“捍卫”并不是在坚守圣经真理，而不过是“家长制文化残余”在作祟。一代人的核心观念通常在其青年时代固化。当社会环境变迁、原有的文化合法性开始动摇时，由于这代人已经媳妇熬成婆，成为了掌握社会或教会话语权的权势阶层，他们便会本能地调用圣经话语系统，来为自己身上那套旧时代的威权、男权和内卷文化进行神圣的合法化背书。这一视角，恰恰是解开一些在华韩国传教士的行为特质，以及受其熏陶的中国某些城市教会领袖行事风格的一把钥匙。
四、“朴氏基督教”的海外移植与水土不服
在这种特定历史语境下催生出的基督教文化中，冷战意识形态、世俗威权主义、舍家弃业的拼搏精神与教条主义的保守神学四者完成了高度黏合。它演化成一种宣教动员机制和具有极高纪律性的植堂牧养文化，这种基督教文化，笔者称之为“朴正熙基督教”（Park Chung-hee Christianity，简称“朴氏基督教”）。
在朴氏基督教中，信仰激情与思想规训成为硬币的两面。在短期内，它确实能像军队一样爆发出力量，但由于其缺乏良性的内在生态，一旦外部环境变化，这种共同体走向土崩瓦解往往也只在短时间之内。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的韩国本土能够大行其道，因为它恰好与当时的威权体制、工业化以及民众焦虑形成了严密的社会学契合。然而，当这种带着浓厚军营色彩的朴氏基督教作为一种宣教产品被打包出口到海外时，必然表现出严重的文化水土不服。
例如，朴正熙时代的军事化管理逻辑深刻地塑造了韩国保守教会的海外宣教思维。这导致他们派出的部分传教士有时候缺乏对本土文化和个体尊严的基本尊重，习惯于将母国那套带有威权烙印的文化特质生搬硬套地移植到工场。以下这些场景，相信许多接触过韩式基督教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
在教会主日敬拜时，男性必须西装革履，女性必须长裙及膝，服饰被上升到属灵高度；在教会内部复制苛刻的职场加班文化，半夜十一点回家，清晨五点依旧要赶到教会参加“黎明祷告”；对全职教会同工实施低薪制度，并将其定义为“为主受苦”，严禁抱怨或个人权利表达；在宣教话语中推行“买一送一式的师母文化”，师母几乎没有多少个人生活空间；在决策层面上，一群老资历的男性神职人员在会议室里高谈阔论，而一群中老年女信徒则在旁边端茶递水。
这种文化本质上是军事威权主义与男权主义残余，它与福音书里耶稣所展现的谦卑、温柔、爱的教导背道而驰。为了掩盖这种底色，它必须披上一层厚重的属灵外衣。“保守、虔诚、有信心、全然摆上”等属灵语言，则充当了规训个体的“白手套”；而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则被巧妙地包装成了圣经中顺服与舍己的神圣命令。到了最后，这种信仰群体所维系的信仰逐渐会偏离对基督的委身，成为一个必须用规训逻辑才能保持运转的宗教共同体。
在极端情况下，这种缺乏反思的信仰文化甚至会酿成国际政治灾难，2007年震惊全球的“阿富汗韩国人质危机”便是最惨痛的注脚。那年夏天，属于极端保守派背景的韩国泉水教会无视韩国外交部的反复严厉警告，执意组织了一支23人的年轻短宣队以旅游签证进入战火纷飞的阿富汗。这群缺乏基本地缘政治常识和安全评估的年轻人，带着一种近乎殖民者的属灵骄傲，将自己进入塔利班核心控制区的行为幼稚地比作“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结果，他们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悉数绑架，领队牧师和另一名男队员先后惨遭杀害；经韩国政府与塔利班谈判，其余21人最终分批获释。海外宣教固然需要舍己的精神，但是当基督教的属灵优越感支配了宣教活动时，这种信仰模式在精神本质上已经步入塔利班的后尘。
五、为什么在中国我们多看到朴氏基督教？
行文至此，读者心中不免会产生巨大的疑问：难道整个韩国基督教就如此狭隘、肤浅和偏执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韩国基督教拥有极宽的神学光谱，朴氏基督教不过是其中声量较大、极其保守的一支，绝非韩国教会的全貌。**在过去的学术生涯中，笔者曾多次前往韩国参加学术会议，结识了许多极具国际视野、温和理性的韩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和学者。倘若我们去探访诸如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具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开放学府，看到的往往是高度国际化、充满现代公民意识与公共关怀的基督教形态。即便是去探访诸如韩东大学这样兼具保守长老会背景的学校，其学术的严谨与文化的包容也与偏狭的朴氏基督教相去甚远。
（延世大学的校门。校徽上的图案代表“自由与真理”，与燕京大学的“因真理得自由”的校训同出一处经文）
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的中韩宗教互动中，中国教会所吸纳、感受到的，几乎清一色都是韩国基督教中最为保守、威权甚至偏狭的那一支？那些开放、理性的基督教群体究竟去哪了？
**要回答这个“选择性输入”的谜题，我们必须回到朴正熙时代韩国教会内部的分裂以及宣教策略的差异。**如前文所述，韩国教会内部保守派与温和普世派的张力极大。一般来说，开放的宗派，其海外宣教往往与医疗、教育和社会关怀并行，强调通过长期的社会公共服务来润物细无声地打开局面。而保守宗派则更崇尚直接的“灵魂拯救”布道模式，将宣教简化为信徒和堂会的增长。
这两种宣教策略本身孰优孰劣，见仁见智。然而，一旦进入某种特定社会环境（如对意识形态和宗教实施严格管制的处境）中，这两种策略的命运便会发生巨大的分化。在这种特殊的生态中，基督教试图通过创办学校、开办医院等公共社会服务来进行跨国宣教的路径会遭到行政限制，导致温和派的海外宣教遭遇壁垒。相反，保守派那种不依赖实体公共建制、纯粹依赖人际网络、以“生命不息，宣教不止”为单一驱动力的“福音优先”策略，反而表现出了极强生命力。这种独特的外部环境筛选机制，最终导致被引入中国并深刻扎根下来的，不少都是“朴氏基督教”的复制品。简言之，保守教派在短时间内便能取得显著宣教成果，而神学立场相对开放的教派，其宣教活动则更难在短期内直接开花结果。因此，朴氏基督教，这种带着韩国20世纪60至80年代冷战烙印与威权记忆的信仰基因，在不知不觉中，深度参与了中国1990年代以来不少城市独立教会的生命塑造。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督教在1990年代以来的转型期处境，与朴正熙时代的韩国社会存在着惊人的类似：**同样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同样是城市化大潮中个体的碎片化；同样是传统逝去个体心中弥漫巨大焦虑的时代；同样是个体不断渴求确定性的时代。在这种处境中，一种带有强烈威权色彩、能够提供绝对黑白答案、并拥有凝聚力的信仰模式，最容易吸引普通人。在北京、上海这样极具漂泊感和内卷压力的超大城市中，普通人需要避风港、秩序感以及超越世俗的自我价值确证。朴氏基督教虽然神学粗糙、作风强悍，但它对个体的整合性强大，其通过一套密集的属灵日程表，将个体与教会体制牢牢粘合。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种韩系信仰文化能够在中国城市教会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本社会土壤。
（2019年奥斯卡获奖电影《寄生虫》描写了现代城市中个体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
人们当然可以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去严厉批判朴氏基督教内部泛滥的男权沙文主义、对女性尊严的漠视以及对现代科学文化的盲目反智。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在大变迁时代中面临身份危机的部分男性而言，这种强调男性绝对领袖权柄的男权基督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对古典父权角色的社会想象；而对于在现代性婚姻危机、高离婚率面前感到惶恐的部分女性来说，朴氏基督教所鼓吹的“女性绝对顺服与依附”的教导，反而提供了一种退回传统秩序的隐秘安全感。虽然这种基督教信仰天然地疏离乃至敌视主流世俗社会，带有浓厚反智色彩，但其对世俗世界的贬低，恰恰为在世俗竞争压力中的个体提供了能够实现自我心理代偿的神学解释机制。
然而，这种缺乏现代反思性的基督教，其最终宿命只能是走向一个日益封闭的内卷共同体。它必须依赖一套完整却极其脆弱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教条主义神学，来小心翼翼地维持自身的共同体边界。只要外部社会能够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转，这种封闭的规训共同体或许还能勉强维持其表面的属灵繁荣。但是，任何稍微剧烈一点的教会内部神学分歧、社会变迁、政治压力、经济下行或是疫情危机，都足以让这种高度僵化的基督教在顷刻间暴露崩塌式危机。
因为其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在逃避现代性创伤时，利用旧时代残余制造出的神学想象。在这一生态体系里，个体的信仰热情固然是极其真实且令人动容的，但悲剧在于，由于其神学缺乏真正的思想厚度、反思精神与公共神学视野，它无法开出强有力的信仰指南来支撑其信徒去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抉择。
朴氏基督教在当年的韩国，是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迁的一部分；而在当下的中国，它却往往沦为了部分城市教会面对时代困境时，进行自我封闭的一种神学退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永远无法靠复制另一个国家的历史创伤与神学想象，来建立起属于自己这片土地的真实信仰并据此生活。真实而有生命力的信仰必须扎根于基督和圣经真理，并在当下的土地上诚实回应真实生活的处境、创伤与盼望。
（全文完）